英國著名出版人、英語文學重要獎項布克獎的創(chuàng)始人湯姆·麥奇勒說過：“在我看來，出版業(yè)中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是與作者的關系以及對他們作品的編輯?！?/p>
作為一個標準的老派出版人，麥奇勒在20世紀堅守的一直是書稿本身的內容。也是在整個20世紀，這種幾乎是整個出版業(yè)的共同追求塑造了一大批伯樂與千里馬的故事。比如著名的“天才捕手”麥克斯韋爾·珀金斯發(fā)現(xiàn)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和伍爾夫就是其中范例。而在這種發(fā)現(xiàn)之外，編輯的另一作用還在于“引進”。大量優(yōu)秀的書籍或者作者也許早在一些特定的文化圈或圈層中獲得聲譽，但缺乏一個合適的“引路人”完成破壁。發(fā)現(xiàn)和破壁，對于出版和知識文化的貢獻可以說不分伯仲。
在當下的時代，圖書的宣傳、銷售的重要性已經不亞于作者和編輯，更多的出版業(yè)前端和非出版業(yè)的銷售者已經成為出版的另一個重要支柱，實際上他們做的事情和編輯一樣都是破壁，一個是文化突圍，一個則是閱讀范圍的突圍。相較于各種營銷技巧和營銷突圍——消費領域的歷史，出版編輯代表的出版歷史則往往付之闕如。西方像是蘭登書屋、企鵝出版社、伽利瑪出版社的歷史都有相關的作品，甚至有專門的出版人傳記，而在國內李昕的《翻書憶往正思君》可以說正是補充國內出版史空白的作品。
《翻書憶往正思君：一個出版人和一個文化時代》，李昕 著，青豆書坊丨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4年10月版。
李昕作為三聯(lián)出版社前總編輯，在整個出版生涯里經手的重要圖書無數(shù)，由于曾經在香港三聯(lián)的任職經歷，李昕成了很多著作在兩岸三地的聯(lián)系人。出于一些眾所周知的原因，很多港臺經典著作都很難進入內地市場，和一般出版人不同，李昕的使命就是在大量的藩籬中斡旋，找到一條圖書突圍的道路。
李昕主導引進的著名作者和著作，有過去二十余年在內地家喻戶曉的李敖，有過去十五年暢銷百萬冊影響無數(shù)人對改革開放理解的《鄧小平時代》，有對現(xiàn)當代歷史回憶和散文寫作翹楚的王鼎鈞，甚至不在這本書中的齊邦媛《巨流河》、余英時作品系列。這些作者，有的如今已經在閱讀界“被迫”銷聲匿跡，有的成為了在內地的孤本作者。這些結局，從另一個角度標榜了李昕的突圍之功。
除了引進上的突圍，李昕還實現(xiàn)了對作者的發(fā)現(xiàn)，“紅色特工”馬識途，（上世紀）80年代末銷聲匿跡的劉再復，都最終被李昕挖掘出來，成為了相關領域的暢銷作者。而與挖掘、引進相對的，則是突圍的艱辛，溝通交往的不易，以及謙遜背后的學識與策略。在《翻書憶往正思君》20余件出版往事中，我們時常能見到不同面貌的李昕，來應對不同的人物與環(huán)境。
在四十年的出版生涯中，李昕遭遇的最具戲劇性的出版事件無疑是傅高義與《鄧小平時代》一書的版權爭奪和背后的出版故事，甚至可以成為引進版權出版的范例。作為后來者的三聯(lián)，面對三十多家出版社的競爭，李昕很好地運用了三聯(lián)本身的學術招牌，以真誠換信任，將對作者的了解轉化為手中的殺手锏，將對國內審核機制與文本處理技巧之間的張力精準對應到傅高義自己對作品出版擔憂的回應。在時間、報價、印量報價都不具備優(yōu)勢的情況下，完全調配起三聯(lián)的學術運作機器，最終后發(fā)先至的結果，不僅緣于李昕的真誠，還緣于通過書了解傅高義本人的智慧。
雖然這本書的“版權戰(zhàn)爭”發(fā)生于2012年，但60歲的李昕提出的對傅高義書稿處理的五項原則實際上早已經貫穿于他整個編輯生涯：
一、能不動就不動；
二、改動不傷害原意，以刪為主不修改內容；
三、盡量以改動個別字詞解決問題，避免大段刪動；
四、編輯處理此類問題前應征求作者同意；
五、寧可壯士斷臂，不必削足適履。
每個出版人都有自己的出版原則，無論立意如何，受困于現(xiàn)實利益的考量，以及來自審核和作者不同的壓力，最終能落實、落地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丁曾經說“翻譯即背叛”（Traduttore—traditore，這也是一句著名的意大利雙關俗語），強調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在表意、情節(jié)乃至結構這些問題上，也就是我們所說一個故事在講述什么、是如何講述，在對原著的忠實性上，都會存在重大的偏差。
而對于處理書稿，尤其是有必須進行刪改的書稿時，這種挑戰(zhàn)甚至比翻譯更甚。李昕能在12年的“戰(zhàn)爭”中成為最后的贏家，依靠的就是應對這種挑戰(zhàn)長足的經驗和堅定的原則。齊邦媛的《巨流河》，李敖的作品系列，王鼎鈞的回憶錄，邵燕祥的回憶錄，以及后來馬識途先生的著作，都成為了這五項原則的集中體現(xiàn)。當傅高義強調“所有的改動，都經過了我的認可”“整本書中沒有一句話不是我說的”，就已經奠定了《鄧小平時代》在編輯出版領域的經典地位。
“狐貍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痹诙?zhàn)爆發(fā)前的一次宴會游戲中，一位在牛津大學修古典文學的貴族，把希臘詩人阿基洛科斯的這句詩告訴了以賽亞·伯林。沒想到這句酒后閑言，竟激發(fā)了伯林的思想火花，催生出他著名的“思想史面貌”二分法。如果我們將其帶入出版人，就能發(fā)現(xiàn)李昕的出版生涯無疑是狐貍型的。我們很難定義他的出版方向，文學史詩、回憶錄傳記、近現(xiàn)代歷史、文人掌故，都有過重要作品出版。但一旦遇到“刺猬”，李昕會變?yōu)橐粋€虔誠的傾聽者和學習者。
吳敬璉先生三次更改李昕所起的書名，因細節(jié)差池對楊絳先生的三次道歉，面對自己的引路人韋君宜先生的誤解以及再理解后的釋然，與那個雷厲風行的李昕全然不同。他希望減少在細節(jié)之處的作者的“背叛”，他希望在書稿中，在對歷史和作者本身的處理中不要留下遺憾。正如珀金斯所言：“我討厭被人寫……我渴望無名，我認為編輯應該是無名的，作者才是他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彼麜S時回到那個“狐貍”一般的狀態(tài)。在后記里李昕強調本書的第四輯，“主要不是寫人而是寫事，每篇都涉及一些筆墨官司?！蓖ㄟ^澄清梁啟超換腎因西醫(yī)失誤而死的謠言，梳理爭議人物李敖的二三事兒等，李昕展現(xiàn)了他對歷史和人物的熟稔，用輕松順暢的考據(jù)和整理，展現(xiàn)了多知與編輯應有的嚴謹。這些人事考古，不僅給出版史留下了財富，也給整個文化界留下了貢獻。
書籍的存在使得人們得以逐漸摒棄口口相傳以保存信息的方法，教人沉默、安靜、思考。而那些關于書籍本身的書籍，似乎往往不被重視，如同讀者閱讀時常會記住作者，很少有人會在意版權頁上的那些編輯的名字和書本封面背后的故事。在封面之下，一本書——一個文本符號，它的創(chuàng)作、生產，永遠要面對沖動與考驗，對李昕而言，在編輯出版經典作品之余，為還在萌芽期的中國出版史留下作品，既是實踐，也是新的實驗?！斗瓡鴳浲季返母睒祟}“一個出版人和一個文化時代”，也許正在預示著一場關于出版寫作本身的黎明。
撰文/阿隆
編輯/商重明
校對/劉軍
